一九三一年，“9.18”事变发生后，0汤原县委、庆铁特支按照中央和省委指示，首先发动与率领群众声讨日本侵略罪行，大力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教育（开会、撒传单、化妆宣传和秘密串连等）。经过短短的8个月思想发动和组织的准备，在1932年5月20日汤原县被日军占领、6月28日铁力县遭日机轰炸时，迅速开始了以民众为主的抗日武装斗争（汤原的红枪会、黄枪会、大刀会、义勇军等到1932年10月建立我党领导的游击队；铁力则先有马占山队伍抗日、“双英”、“四合”民众武装在安邦河袭击消灭日军战斗，到巴彦游击队抗日活动）。这些队伍的斗争虽因种种原因最终失败了，但一方面给日伪军以极大的打击，另一方面，给我党组织人民革命武装积累了经验，开始了以党团员为骨干，建立党领导的游击队和建立了密营（老白山），并主动做各民众武装（义勇军、山林队）工作，联合作战，为伊春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四地一道作用开了个好头。

　　1935年12月中旬抗联三军部分队伍和抗日同盟军第四军部分队伍在赵尚志、李延录率领下，由哈东经勃力转战到汤原境内，与汤原游击总队会师，使这里变成了抗日武装力量最强大的地区之一。会师后首战大亮子河金矿，解除了130多名伪警备队和矿警武装,缴枪200余支、轻机两挺、子弹2万余发，及大量其他物资。数十名矿工、矿警和伪军士兵报名参军。为支持汤原游击总队发展，给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打好基础，赵尚志、李延录把缴获的战利品全部交给汤原游击总队。随后赵尚志指挥联军与日军少佐佐藤指挥的汤北治安军激战5个小时，击毙日本特务曹长后退入山中。为三军在小兴安岭扎根打下了基础。

　　为贯彻“八一宣言”，于1936年1月26—28日在浩良河密林中伐木人小木屋里（即与在的南岔区浩良河经营所），召开了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军政（扩大）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赵尚志（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李延录（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军长）、夏云杰（汤原游击总队政治委员）、张寿钱（三军一团政治部主任）、冯治纲（汤原游击总队四中队队长）、谢文东（东北民众救-军长）、李华堂（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队长）等。会议认真学习贯彻1935年8月1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0中央在长征途中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统称八一宣言）。按照“八·一”宣言，关于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组织统一的抗日联军和“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的精神，通过会议《决议》成立了抗日军政府和东北民众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选举赵尚志为总司令，李华堂为副总司令、李兆麟为总政治部主任，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和通电，同时还决定建立东北民众联合军政治军事学校，还在小兴安岭深山里建立了多处密营和后方被服厂、农场等。并于1936年1月将汤原游击总队扩建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夏云杰，政治部主任张寿钱，参谋长冯治纲）。六军建立后在东北抗-司令部指挥下和抗联三军并肩战斗在小兴安岭和松嫩平原。

　　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为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加紧了对东北抗日联军的围剿，伪满洲-政部依据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治安肃正纲要”的规定，制定了以宾县、木兰、通河、汤原、依兰五县为中心的“讨伐”计划。这次“讨伐”，敌人在军事上动员了伪三江省日伪军的全部力量，从九月开始对抗游击区进行包围，并在游击区周围建筑工事，设军事据点，袭击活跃在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日联军。不仅如此，敌人还采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的办法，妄图将抗日联军“聚而歼之”。

　　在这紧要的时刻，上海中央局又遭到破坏，东北地区党组织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满洲省委由0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简称0代表团）直接领导，并决定撤销满洲省委，按地区成立东满、南满、吉东 、松江四个省委。北满抗联此时完全处于孤悬敌后，内无供给，外无援助的境地。抗联三军军长赵尚志为了革命利益，以抗联三军司令部名义，于1936年夏天给珠河中心县委发去紧急通知，遵照满洲省委最后一任书记杨光华（代理书记）在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以省名义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了：“各地党团组织要遵守中央的指示，努力把它适合各地的状况，勇敢的、独立的、有信心的、自主的进行工作”的指示精神，根据上述形势和北满抗日斗争的实际需要，提议召开会议。但是，因故未能实现，到9月在旧游击区坚持斗争的冯仲云和其他县委成员分批抵达。珠河中心县委和三军司令部共同给汤原中心县委和抗联六军党委去信。建议召开0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三、六军党委参加的联席会议。经过协商，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在汤梨川抗联三军被服厂（亦称帽儿山）召开“珠汤联席会议”。

　　珠汤联席会议选定在汤梨川抗联三军被服厂（帽儿山）召开，为什么抗联三军被服厂建在汤梨川（帽儿山），汤梨川（帽儿山）抗联三军被服厂在哪里？在这里有必在交待一下。

　　抗联三军服厂建在汤梨川（帽儿山）主在原因有两点：一是位置偏僻，易守难攻，距汤旺河较近。汤梨川（帽儿山）位于小兴安岭的深处，这里离铁路线有几十里路程，敌人要入山“讨伐”，给养供应不上，人无吃粮、马无草料，难以进军，而我军在深山里进退自如，可转入密林，使敌人无处寻觅。二是群众基础比较好。敌人推行“归屯并户”、“坚壁清野”政策，妄图把我军困死、饿死、冻死在深山之中，山里有许多毛皮商、猎人、伐木把头、种大烟者经常被土匪抢劫，甚至命丧黄泉，第三、六军部队在这里建立“密营”，土匪不敢来，他们的生计有了保障，内心十分满意，抗日部队向他们宣传抗日政策，得到他们的支持，这对保存抗日联军实力起到积极的作用。

　　基于以上原因，一九三六年夏，抗联三军急需冬装，组织上决定将金伯文和姜新玉调到三军，参加了三军被服厂的组建工作。三军被服厂的厂址就选在汤梨川（帽儿山）。这里有一幢木刻愣的房子，一条条粗长的树干横卧为墙，交接处是刻出沟槽互相咬合的，十分结实，房顶是用木条和树皮覆盖的房盖。房门向南敞开，东、西有火炕，炕上铺着苇席，在屋子中间放着用厚木板做成的长条桌子，桌子两旁是长条木凳。这个又长又大的桌子就是被服厂的工作台。

　　三军被服厂的厂长叫陈静之（同志们称她女陈），是个30来岁的朝鲜族同志，一米六十的身高，她精明能干，使用缝纫机十分熟练。还有于桂珍、于秀珍、于颜秀、王正平等五位女同志。一个月以后，上级又从通河地方上调来了金碧荣、张景淑、张照淑、洪明淑、朴景淑、金玉善等十四、五个人。

　　经考证，汤梨川（帽儿山）抗联三军被服厂现位于经度129度16286分、纬度47度4053分，现黑龙江省伊春市西林区18公里红星村东南山北坡。正如于保合同志回忆录《风雪松山客》里描述的那样，“被服厂设在（帽儿山）的山上，这所以叫帽儿山，是因为帽儿山远远望去真像一个扣在山上的一顶礼帽，被服厂就在帽檐较平坦的地方。”，金伯文同志在回访认定抗联遗址时，也明确指认现伊春市西林区铅锌矿18公里处，就是汤梨川（帽儿山）抗联三军被服厂。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珠汤联席会议在汤梨川三军被服厂召开（亦称帽儿山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赵尚志、夏云杰、张兰生（珠河中心县委书记）、白江绪（汤原中心县委书记）、冯仲云（珠河县委宣传部部长）朱新阳（共青团珠河县委代理书记）和李福林、李熙山、黄成植、黄吟秋等。会议由赵尚志主持并做了政治报告，与会人员进行充分的讨论，一致肯定了珠汤中心县委和三、六军党委贯彻执行中央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所取得的成绩；正确的估计了当时的形势；研讨了政治军事和组织等方面的重大的问题；确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和策略。诸如：在执行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旗帜要鲜明；为冲破敌人由南而北的大讨伐，要采用向日满统治薄弱环节，主动进攻的策略；对“满洲国”士兵采取哗变、缴械、瓦解的策略等等。会议做出了《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策略任务的决议（草案）》和《0珠河、汤原中心县委、三、六军党委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组织北满临时省委》，选举产生了0北满（临时）省委员会。选举赵尚志、冯仲云、张寿钱、金策、张兰生、朱新阳、李福林、许亨植、夏云杰、白江绪、魏长魁、刘海涛、兰志渊、郝贵林、张福林等15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省委常委由7人组成，执委会主席为赵尚志、书记冯仲云兼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张兰生。北满临时省委领导哈东、松江、嫩江流域和呼海、齐克铁路沿线等地区。自此，0北满临时省委就以适合本地的状况，高度的、独立的、有信心的、自主的担起领导北满抗联三、六、九、十一军及以此为基础组建的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和0哈东特委（辖苇河县委、苇河兵委、）0下江特委（辖下江特委分局、汤原、桦川、依兰、富锦、绥滨县委和佳木斯市委）、方正、讷河、肇州县委、龙江工委等地方抗日斗争的重任。北满临时省委成立之后，召开的一、二次常委会议，讨论了三军的行动计划，分析了由于日伪当局制订并实施“满州国治安肃正计划”以来，加紧对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的严峻形势和发展势态，认为我军必须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避敌之锋，攻敌之虚，在不完全失掉旧有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同时，继续向敌人防守相对薄弱的小兴安岭西麓的铁、庆、绥、海一带远征，到那里去开辟新根据地和游击区。会后，赵尚志按两次常委会的决定，率军从老钱柜出发，翻越小兴安岭进行艰苦异常的第二次岭西远征。

　　珠汤联席会议是事关北满抗日斗争前途命运的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建立了领导北满抗日斗争的0北满临时省委，使北满抗联在最艰苦时期有党的领导，领导广大民众进行坚决的抗日斗争，没有使北满抗联成为一盘散沙，使小兴安岭抗日斗争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对世界战胜日本法西斯强盗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当前北满临时省委所在地，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教育青少年一代不忘国耻，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同样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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