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城县邓艾墓位于洛滨镇前阿村南，村北是后阿村，古称邓家堡，多邓姓，自认是邓艾后裔，前阿村则是守墓人逐渐形成的村庄。两个村的老年人说，邓艾墓地原来有三亩多大，上有墓冢和邓公祠，均面向西南，祠前有前秦、金代和清代石碑。邓公祠早年毁于火，今仅存墓冢与碑石。

　　邓艾是三国后期名人，生于河南死于四川，而蒲城县境内咋会有他的墓和祠呢？这得从头说起。

　　邓艾（公元197—265年）字士载，祖籍棘阳（今河南南阳县）。初为郡都尉学士（武官的文书），但因口吃说话结巴，不得作幹佐（郡官助理），当了稻田守丛草吏（管屯垦的小官），不久，升为典农纲纪上计吏（郡向京师呈报户口、垦田、税赋的-）。

　　邓艾在做典农吏期间，写了《济河论》一书，太尉司马懿得知后甚为惊奇，大赞其才，提拔他做了尚书郎。在此期间，他向朝廷建议：“在淮河南北屯田，置五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六七年间可积粮三千万斛（当时每斛为十斗），可供灭吴之资。”司马懿在采纳此建议的同时，因才用人，令他参加西征军事，迁升南安太守（郡治在今甘肃陇西县东南），遂使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司马懿去世后，长子司马师、次子司马昭相继为大将军，秉持朝政，仍继续重用邓艾。在平息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反乱中，邓艾以破敌有功，官拜长水校尉（四品），加封方城乡侯。正元二年（公元255年），邓艾担任了安西将军之职，他的卓越军事才能得到充分展现，在征西伐蜀中，成了蜀国大将军姜维的克星，几乎每战必胜，威逼蜀兵节节败退，因而其官职也逐步被提升到征西将军（二品），都督陇右诸军事，爵位再进封为邓侯。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相国司马昭命邓艾与镇西将军、都督关中的钟会统兵出汉中，分道攻蜀。姜维败退剑阁，据险而守，钟会兵不能进。邓艾则自阴平（治所在今甘肃文县西北）兵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身先士卒，曾带头以毡自裹滚下山坡以加速前进，历尽艰难险阻，像天兵天将一样突然降临蜀中：先收江油，受降守将马邈；再克绵竹，斩蜀卫将军诸葛瞻及尚书郎黄崇；进军成都，兵临城下，迫使蜀主刘禅派大臣献出玺绶、士民簿，并敕令姜维投降钟会，然后率大臣60余人“面缚舆榇”（双手反绑，车载空棺）于成都北门出降。邓艾持节“解缚焚榇”，以极其宽大的政策接受蜀主降魏，承制（秉承皇帝旨意便宜行事）拜刘禅行骠骑将军，以下诸王及大臣都给安排了相应的官职；邓军所到之处，毫无掳掠，蜀人大为称颂。邓艾在绵竹筑台彰表战功，凡士卒死者不分魏蜀，同等安埋，深得民心。十二月，诏书以邓艾大功官拜太尉（一品），增邑二万户，赞词中将其勋绩与“白起破强楚、韩信克劲赵、吴汉擒子阳、亚夫平七国”相比。同时，也封钟会为司徒，增邑万户。

　　邓艾给司马昭-写道：“今因平蜀之势以乘吴，吴人震恐，席卷之时也。然大举之后，将士疲劳，不可使用，且徐缓之。”司马昭看罢不悦，使监军卫瓘转告邓艾说：“事当须报，不宜辄行。”批评邓艾在蜀擅权、承制专事。邓艾性直，此时也难免有点功高自恃，卫瓘加盐调醋，回禀于司马昭。钟会更嫉贤妒能，上言诬陷邓艾悖逆，欲拥兵自立为蜀王；特别是钟会模仿邓艾笔迹偷换的奏章上，有诋毁司马昭的言辞。司马昭耳闻谗言，目睹奏章，暴跳如雷，邓艾“反罪”随之成立。咸熙元年（公元264年）正月，下诏以槛车征拿邓艾。钟会看到邓艾父子被擒，已无后顾之忧，便带兵与姜维合谋，狂想出斜谷，兵会洛阳，矫太后遗诏废除司马昭而“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姜维则想用计策全部杀死北来诸将，全部坑杀魏兵，复立汉主。上述阴谋随即败露，钟会、姜维均被魏兵乱箭乱刀杀死。

　　押送邓艾赴京师的槛车行至绵竹城西时，卫瓘遵照司马昭的旨意，派护军田续追上去，将邓艾父子杀死。邓艾临死前自叹：“吾赤胆忠心，一至于此，武安故事（指白起被范雎诬陷致死）复见于今矣！”邓艾另一个受封为亭侯的儿子在洛阳也被诛杀。邓艾老妻及孙辈幸免一死，被流放西城（今新疆和田境内）。邓氏家族四散逃匿，一支落脚关中左冯翊重泉县东河川（即今蒲城县后阿村），族人陆续前来集聚，形成邓家堡，为缅怀先祖邓公，以其仅存遗物于村南卜地起墓（衣冠冢）祭祀。

　　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十一月，魏元帝曹奂禅让帝位，司马昭长子司马炎即位（即晋武帝），晋朝建立。到了泰始九年（公元273年），晋武帝为邓艾平反了冤案，邓艾的嫡孙邓朗被提拔为郎中（六品官）。不久，冯翊张郡守与邓家族人再建邓公祠以永久纪念。这就是蒲城邓艾墓和邓公祠的来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四川剑阁县孤玉山南麓也有邓艾墓，墓右侧约50米处还有邓艾庙。近有文史研究者认为，这里才是邓艾的真墓。

　　古话说，忠无不报。不论是蒲城的邓公祠及其衣冠冢还是剑阁的邓公神庙及其真墓冢，都是后人对邓艾忠勋永远的怀念和报答，历史总是会让前贤们永垂不朽的。